知青丨贺岩：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与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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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贺岩：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与先驱

贺岩新三界 2019-06-17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贺岩，号一蓑客，籍贯重庆荣昌，与共和国同龄。1965年初中毕业即上山下乡，先后在四川省南江、内江两县当知青近八年。1973年回重庆城区任小学教师。恢复高考后，1978年考入渝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中学语文教师至退休。

原题

中国知青大潮暨

重庆知青简史概述

（节选一）

作者：贺岩

前言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既简单明了又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百慕大”。说简单，无非是一些城镇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劳动、安家落户；说复杂，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三千多万人的命运，间接牵扯到上亿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上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下连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而成为影响世界进程的重大事件。

时至今日，它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其影响力依然全线飘红，日日看涨。靠回忆它研究它过日子的当事人、学者、专家以万计，得出的结论花样百出、自相矛盾、莫衷一是。原因很简单，面对如此重大的课题，大家都在“盲人摸象”，人人正确又人人不正确。要想得到大象的真面目，必须把所有人的摸象结果综合起来，人越多，结果越多，就越能接近大象的真正面目。

笔者1965年初中毕业，上山到大巴山深处的南江县天池公社社办林场，1969年又下乡到内江县先锋（现同福）公社五大队六小队，先后在农村呆了近八年。对这段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笔者用了十年时间将它转换成100万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凡尘天歌》。

近年来，笔者又致力于知青问题的研究，一度担任过重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重庆知青》杂志副总编，可算勉强挤进了“摸象”的行列。故与同道者合作，编撰了这部《重庆知青简史》。

严格地说，这部书与这篇概述不伦不类，在正牌的史家看来，算不上真正的历史读物，只是一些历史事实的堆积和笔者心理历程的记载罢了。我们也确实不求体系完整、结构严密，只求能尽量忠实记录当时境况，能帮助经历者还原记忆，能让后来者认识父兄、理解父兄。如能实现此愿望之一二，足矣。

一、潮讯

二十世纪中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法西斯覆灭，资本主义也遭到重创，一个诞生于欧洲的幽灵开始在全世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迅速分裂成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面大旗分别由前苏联和美国高举着。这个幽灵的名字叫共产主义。

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边站队到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下。于是，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民众知道了许多新鲜的词语：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产品极大的丰富，人们的觉悟极大的提高；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总之，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最美好的想象和最优美的词语去勾画自己心中的共产主义。

集合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社会主义各国，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经济上却举步维艰。特别是粮食，由于种种原因，就连苏联老大哥的粮食产量也没有恢复到沙俄时代的水平，不能自给自足。飞机大炮再多，不能当饭吃。甭管什么主义，有饭吃才是第一主义。

拥有世界上最广袤领土的国家，却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的确脸上无光。老大哥发飙了，1954年2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作出动员城市的无业青年到荒原开荒种地的决定。

说干就干，在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苏联青年积极响应这一号召。2月20日，莫斯科的志愿开垦者在克里姆林宫集会，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讲话。当天晚上，载着第一批青年垦荒者的火车就向阿尔泰垦区出发了。

到1955年，全苏联共动员了以共青团员为主体的27.4万城市青年去垦荒，计划生产粮食占苏联粮食总量的二十分之一。其结果可能属于国家一级机密，外人不得而知。

苏联垦荒运动的消息传到北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既然老大哥已经动手，我们还等什么呢？1955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代表团赴苏，学习苏联正在进行的垦荒经验。代表团经过听取报告和实地考察，回国后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报告》。党中央如获至宝，于1955年6月27日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开始了中国青年开展大规模垦荒运动的前奏。

1955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工作》，尽管社论中尚未明确提出上山下乡，但要求城市中的中小学毕业生“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

在热血沸腾方面，同受共产主义思想灌输的中国青年丝毫不亚于苏联青年。1955年8月30日，以杨华为首的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自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垦荒，发誓要将北大荒变成北大仓。仿效苏联，青年团中央为他们举行了盛大欢送会，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为他们授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首批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事迹在全国青年中引起巨大反响。3个月内，全国已有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上海、武汉、天津、湖南、广东、浙江、河南、云南、江西、广西等省市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195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以《青年们，开垦荒地去，在那里成家立业吧！》为标题，报道了各地青年垦荒队的活动。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共有21万人参加了这次垦荒运动，成为以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次热身预备赛。

而这时，住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却在思考着一个与垦荒有关又似无关的问题。由于长期受到第三国际的打压，访苏时又遭遇了斯大林的傲慢，他对老大哥的敬意是有所保留的。何况中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政党，完全有力量扛起马列主义的大旗。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既然共产主义可以在一两个国家中首先取得胜利，为什么这个国家只能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抗日战争预计需要十年才能取得胜利，结果只用了八年；解放战争预计要打五年，结果只用了三年就把对手赶到海峡那边去了。夺取政权用了二十八年，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多少时间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十五年超英赶美。实在不行，再加五年，二十年总行了。一定要在我们这一辈的有生之年，看到共产主义中国的轮廓，不然死不瞑目。

他的思考很快变成了行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展开。城市的工商业改造，仅仅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在全国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农村也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年一个新脚印，搞得热火朝天。亿万中国农民纷纷交出自己还没捂热的土地证，朝着社会主义道路迅跑，挡也挡不住，拦也拦不了。

然而，这一迅跑也跑出问题来了。千百年来，以个体经济为主、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村一般是无须算账的，反正肉烂了在锅头，有无文化没多大关系。可是一旦组织起来，记分、算账、分配就成了农民关注的头等大事。而当时的中国农村，一个村要找出一个高小生都可能很困难。全国上百万的农业合作社需要上百万的文化人才，文化知识的紧缺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这上百万的人才到哪里去找？1955年9月，毛泽东在党内刊物《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看到一篇报告。报告中介绍了河南郏县大李村四个大队的七名初中生和二十五名高小毕业生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当上了会计和记分员的事迹。善于发现新生事物的他眼前顿时一亮，立即提笔写下：“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有的是，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做这个工作。”他感到意犹未尽，几天后又挥笔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其实这上百万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存在，共和国成立后每年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中小学毕业生，可是都流向城市和工厂，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返璞归真，让他们倒流回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严格地说，出生于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思想状况了解得非常透彻，仅靠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就带着一群拿起枪杆的农民打出了一个新中国，所以他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同样的，因为他太了解中国农民的自私、保守、涣散，所以又提醒自己的部下“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基于两种完全矛盾的评价，可以推测，毛泽东当年提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初衷绝不是让这些初中高小毕业生回乡去当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要委以重任，让他们去做有文化的新式农民，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

迄今为止，新中国有案可查第一个走上这条道路的是山东女青年徐建春。1951年，徐建春高小毕业后回到家乡务农。1952年10月，《山东青年》率先以《前年她是个女学生，现在成了模范的互助组组长——模范团员徐建春访问记》为题，介绍了她回乡和担任互助组长的经过。她在青年团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受到奖励，成为青年团山东省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还参加了北京的国庆节观礼，第二年又参加了第三届志愿军慰问团到朝鲜访问。后来，当国家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宣传达到高潮时，徐建春作为响应这一号召的生动范例被推向了全国。

以后还有吕根银等回乡青年，但其影响远不如徐建春。

而最早颇具规模地践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指示的，是万（县市）、开（县）青年。1956年2月1日，四川省万县市（现重庆市万州区）近300名知青加上开县20多名，合计302人组成的“万、开青年支援山区合作化志愿队”，高举战旗，冒着漫天风雪，长途跋涉15天，去到大巴山深处，当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县各农业合作社任记分员、会计。他们应该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锋队、排头兵。

可以说，同是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毛泽东的起点就比苏联单纯为解决粮食问题而垦荒的做法高明得多。他一向认为，青年学生必须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才会有所作为。所以，他年轻时就身体力行，常去农村做些调查研究，后来又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锻炼一年。这位农民出身的领袖对中国农村是有感情的，他认定，不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就不可能理解中国和中国革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最初所提倡的中小学毕业生回农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决策。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艺术地诠释了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构想。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了中国有志青年的口号。在其影响下，一个影响世界的新名词呼之欲出——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首次使用了“下乡上山”这一词语：“城市中、小学毕业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在其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中，第一次使用了“知识青年”一词。至此，一个完整的新名词组合成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关于“知识青年”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说法很多，因为无关紧要，这里采用了多数人的意见。）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犹如一个初生的婴儿，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新中国的新鲜事太多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让人疲于奔命，谁还有心思来顾及这个初生的婴儿？究竟有多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他们的命运如何？好像从此以后无人过问，他们无声无息地消融在几亿农民大军之中。但是，这个婴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看它似乎气息奄奄，实际上却在潜滋暗长。

1958年，一个普通的女青年邢燕子，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了全国人大代表。她是第一个闻名全国的知青。

比邢燕子更牛的是男青年董家耕。1961年，高中毕业的董家耕放弃进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回乡务农，并立志：“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踏污泥，心怀天下。”可是，董家耕比邢燕子牛气也比邢燕子晦气，其仕途几上几下，直到退休后才得到安宁。

邢燕子和董家耕都是回到家乡务农，只能算是回乡知青。有记载的中国第一个从城镇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是侯隽。1962年，城市女青年侯隽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安家落户，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知青生涯。

电影《朝阳沟》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了艺术的再现。

这三人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们的行动会影响到一代中国青年。

“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时代出英雄。”刚从“三年灾荒”喘过气来的共和国急需稳定，急需塑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来提振全国人民的士气。于是，有牺牲了的雷锋王杰欧阳海，也有还活着的邢燕子侯隽董家耕。他们的事迹上了报刊电台，编成了歌曲，他们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他们的成功也是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最好的诠释。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明确指出：他们“所走的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应该走的路。”

为了树立榜样，毛泽东打破自己定下的生日不请客不收礼的规定，在1964年12月26日，他71岁生日时，派人把董家耕和邢燕子请进中南海，让这对金童玉女坐在自己的左右进餐留影。如此殊遇，在毛泽东时代仅此一例。

左起陈永贵、邢燕子、毛泽东、董家耕

然而，无论是徐建春还是邢燕子董家耕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知青，也不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物，他们只能算是上山下乡的先行者和推进者。

1962年，中央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入国家计划。史学界普遍认同这是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

1963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着手准备上山下乡工作，计划十八年内，动员组织3500万知青到农村。

1964年1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上山下乡成为共和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各级政府增设了专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

这一国策的出台有着复杂的原因：中苏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道扬镳，反帝变成反帝防修的双重任务；盲目发展城市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失调；人口的激增给粮食供应和就业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三年灾荒”激化了国内党内的诸多矛盾；蒋介石“反攻大陆”甚嚣尘上，共和国陷入世界反华大合唱的包围之中。

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成为抵消这些喧嚣的天籁之音：他们可以“占领山头”、“备战备荒”，成为共和国的战略后备军；他们可以经受锻炼、增长才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可以自食其力，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他们还可以把知识带到农村，为缩小“三大差别”做出贡献，等等。

我们暂且不管这诸多设想的真与假、对与错，总之，从1955年到1964年，中央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借鉴、试点、宣传、组织等准备工作。随着这一基本国策的出台，中国知青大潮的潮头已经出现在天际。

点评：

“民以食为天”。任何当权者，无论推行什么主义，必须首先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否则这“天”就会塌下来。“安居乐业”，青年的就学与就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然而任何国家，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国家，都无法全部解决青年的就学与就业，因此，大规模组织青年当“农民”不是中国的专利，其它国家也试行过。

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短期的应急之策。它从酝酿、产生、发展到成型，有着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色彩。它的身上附着了共产主义的幽灵，中国知青也就成了传统共产主义的殉道者，这也是对它的得失难以定论的根本原因之一。